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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報28.7.14】王嘉屏為IT人宅男形象平反

黄大鈞訪問_about_wine

 王嘉屏為IT人宅男形象平反

【戀上葡萄酒】黃大鈞    2014年07月28日

Ping讀會計出身,但畢業後做會計做不夠一年,發覺不適合自己,就轉到一間電訊公司工作,自此便與IT及電訊公司結下不解之緣。

IT界予人的感覺,就是一個男人的世界,而女性就像是瀕臨絕種的生物一樣,數量非常少。而現任香港互聯網協會的秘書長,卻是一名在IT及電訊業打滾了逾十年的女子── Ping Wong 王嘉屏。

王嘉屏也承認,作為行業的少數份子,也有一些着數。「很多時一班IT人一齊出來食飯,成枱人可能只有我一個女仔。但可能因為少女仔,他們都會很照顧我。」

本是讀會計出身,但畢業後做會計做不夠一年,便發覺很沉悶,不適合自己,之後便轉到一間電訊公司擔任市務的工作,自此便與IT及電訊公司結下不解之緣,現時隨口也會說出大堆如IPv6、DNSN等專業術語,現在更愈來愈喜歡與這行業的人打交道。「IT行業的人,比其他行業的人更直接,沒有想很大多的官僚或內部鬥爭等事情,反而我喜歡在IT工作,感覺很舒服。」

Ping現時除了負責在香港推廣互聯網的應用,推動互聯網的發展之外,這一天她還肩負起為業界從業員平反形象的重任。「IT人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『宅』,不是只會躲在房間,對着電腦打來打去。我認識的IT人都很健談。IT人的工種都很闊,不只是整機或寫app,有些也會做設計及創作。」

她說很多IT公司的文化,的確有別很多傳統公司,例如她聽過有一間本地公司的員工,打算要在公司養貓,老闆基本上只是被知會,並沒有反對的權力,這班員工還把收養回來的貓喵照片,放在公司網頁的CEO一欄內。因此我都明白,如果像Ping一樣習慣了這類文化,要再做其他行業會很困難。

因牛扒愛上紅酒

Ping也是一個懂得享受的人,很多時會買瓶紅酒回家配芝士吃。而芝士之中,她又偏好較硬身及味濃的品種,加上喜歡吃牛扒,因此飲紅酒居多。「可能是女仔的關係,習慣少飲凍飲,除非吃生蠔海鮮,否則大部份時間都是飲紅酒居多,而且紅酒好似對心臟好一些,可以給自己一個藉口去飲多一點」。

這天Ping帶了一些私伙的荷蘭Gouda芝士,把芝士交給了鮮薈FreshLodge的同事,他們非常好人將芝士切了數片,再加一些意大利Parma Ham、無花果及核桃,拼成一個漂亮的platter,還有一碟蘇格蘭的煙三文魚,配西班牙Beronia Rioja Reserva 2009,來一個歐洲美酒佳餚的混合配搭。

芝士配美酒

Beronia是香港餐廳常看到的西班牙葡萄酒品牌,早前這酒莊的莊主來港,試飲過多款他們的出品,其中以這支Rioja Reserva的性價比可謂最高,主要以tempranillo葡萄為主,經過18個月木桶及24個月酒瓶內陳年才推出市場,擁有豐富的紅桃、車厘子、咖啡等味道,單寧柔和,只需稍作透氣已能發揮它的潛力,因此特別適合餐廳售賣,客人即點可以即飲。

而用這支酒來配酒的幾款下酒菜式,也有不同效果。這次試食蘇格蘭的煙三文魚,有相當突出的煙燻味,鹹度適中,肉質彈牙,用來淨食的確一流,可惜配這個紅酒時,就會突出了魚的腥味,未算很好的配搭,或許用來配白酒或蘇格蘭的威士忌更合適。然而Parma Ham及Gouda芝士,配合Rioja的效果也很好。那火腿的油份及芝士的奶味,都能帶出Rioja的果味,Ping果然沒有帶錯芝士來。

Beronia Rioja Reserva主要以tempranillo葡萄為主,擁有豐富的紅桃、車厘子、咖啡等味道,單寧柔和,只需稍作透氣已能發揮它的潛力,適合即開即飲。

原文刊於《新報2014年7月28日

 

科技創新中醫藥 (eZone 24.7.2014)

EZONE_中醫藥

科技創新中醫藥 

在前特首董建華年代已提出,香港具備足夠條件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,即「中藥港」。香港在中藥的交易、科研、資訊及人才培訓具優勢,但可惜該計劃無疾而終。雖然香港無「中藥港」等大型項目推動行業,但中醫藥的發展並無停頓下來。

特區政府1999年起就《中醫藥條例草案》生效而成立了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」,開始執行法例以及規管業界,包括:確認中醫註冊地位、監管中藥的使用、銷售及生產等等。浸會大學、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亦先後成立中醫學院,提供中醫人才培訓,加強本地對中醫藥認受性,令發展基礎漸趨完備。現在萬事俱備,只欠東風?中醫業界如何突破現狀,推動中醫藥的發展?

筆者很少看中醫,原因是名中醫通常要長時間輪候,看罷又要煎藥(有中醫師提供磨成粉狀的中藥,但療效基本上沒有煎藥好);即使可以付錢代煎,但問題是要再返回醫館飲藥,實在十分費時失事。筆者曾試過因工作太忙,忘記了時間飲藥,醫館已關門大吉,那劑藥便浪費了。

最近市面上出現一個新中醫app,可以解決長久以來看中醫的「煩惱」。病人可在App預約診証時間,隨時取消或更改時間,毋須致電醫館,更具提示功能。診完症後,中醫會用iPad輸入藥單,藥單直接經互聯網傳到中央煎藥房,由執藥、煎藥到包裝全經中央處理,然後客人可於兩個小時內在已預約的分店取藥,十分方便。

這便是筆者經常提到的「Disrupt the Market」,即顛覆整個傳統市場,尤如用app叫貨van能取代傳統call台一樣。但今次的情況不同,這個app以及整個電腦化的流程將會開放給全港所有中醫師,讓每個中醫師都毋須再煩惱買藥、存藥及煎藥的流程及營運,降低入行投資門檻,吸引更多有志人士入行,尤其是年輕一輩。另一方面,此app吸納以前「嫌麻煩」的人看中醫,更能吸引到年輕人試看中醫,因為這已不再是「老土麻煩」的事,讓整個中醫藥市場的「餅」變大。

背後掌舵及策劃這次中醫界改革的人是前創新科技署署長王錫基,筆者認識他好幾年了,退休後仍沒有停下來。筆者大膽問:「你年紀都不少了,重搞咁大單嘢?」「其實攪中醫藥一直是我多年來很想做的事,因為我從小看中醫,甚少看西醫,我相信中醫藥理應有更好的發展,令更多人受惠,加上我喜歡玩科技,今次可結合兩者,真的很難抗拒!」原來實現理想並沒有年齡限制,想做就去做,十足創業家的口吻!

資訊科技不但是全球經濟的新動力,更可助傳統行業注入新力量,推到另一層次,今次是中醫藥,下次會是那個傳統行業呢?

原文刊於eZone832 20147月24日

「被遺忘權」將Google大陸化?(信報論壇 9.7.14)

就歐洲法院對Google的裁決,在沒有香港法律基礎、沒有深入討論、沒有任何咨詢,以及沒有解答種種疑慮之前,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仁宏便高調呼籲Google應主動將「被遺忘權」搬來香港,這是否過於草率?還是另有目的?

歐洲法院裁決Google敗訴,要求Google刪除或隱藏原告人(一名西班牙國民)在1998年,因無力償還債務而遭拍賣物業的公告。原告人已清還債務,但在Google搜尋器輸入其名字仍可找到相關連結。法院裁決是要求所有搜尋器(不單止Google)再也不可出現那則公告的連結,因為基於個人私隱權,對於一些「不相干」或「過時」的資料(就算是真實無誤的事實),每個人都有權「被遺忘 」(Right to be forgotten)。這個史無前例的裁決,引起全球對於個人私隱權與公眾知情權的激烈討論。

搜尋器不應成為審查工具

其實網上搜尋器就如圖書館館員一樣,他對任何人或資料沒有既定立場,亦沒有提供任何內容,只是指示讀者在那裡可找到想要的圖書,像路牌般。如果館員接受「被遺忘」要求,就等同將資料過濾或審查,當讀者要求索取某人的資料時,館員只指示某部分的資料,而非資料庫的全部。讀者利用「被過濾」的資料作分析時,極大機會出現偏頗的結論。就正如你在中國內地「防火牆」內搜尋有關香港的資料,然後對香港現況作出分析及總結一樣。

再以此案例推論,假如我是梁振英,只要在參選特首前,向Google要求「洗底」,那麼在選舉時,選民便無法在網上搜尋到我過往的「歴史」,大可做個「清清白白」的候選人;假如我是柴玲,六四已過去25年多了,我現在只是個普通人,想大家忘記我六四學生領袖的身份,於是要求Google將所有我在六四事件的相片及相關報道「消失」,因為全都「已過時」及「不相干」了;假如我是負責佔中預演清場「箍頸、屈手」的警員,再過幾年,我可要求刪除或隱藏有關我的相關相片及報道,因為我有權「被遺忘」。那Google搜尋器最終跟內地的搜尋器有何分別?分別只是審查、過濾的藉口不同而已。

「被遺忘」機制被濫用作「洗底」機器

現在Google已收到過7萬個「被遺忘」要求,初期個案的分析顯示,31%的要求涉及欺詐或詐騙;20%涉及因暴力或嚴重犯罪導致的被捕或定罪;12%涉及因兒童色情被捕;5%涉及政府或警方;2%涉及名人;另外30%被Google稱為「其它」。

歐洲法院說明要求只限於個人,及因考慮到公眾知情權,政客及名人並不包括在內,但為甚麼會有涉及政府、警方及名人的要求呢?答案很簡單:這個「洗底」方法實在太吸引,不防嘗試闖關,說不定將來這方法會伸延至政府或公司。以上數據清楚顯示「被遺忘」機制被企圖用作「洗底」之用,情況令人十分擔憂。

 沒指引、沒討論、沒咨詢,香港為何執行?

何為個人私隱資料?誰斷定要求是否合情合理合法,沒有影響公眾知情權?誰界定誰是政客或名人?誰決定如何執行及是否執行?現在這全都是由一間商業機構,即Google或其他搜尋器主宰一切,因為歐洲法院沒有清晰指引如何執行。

近日英國兩大傳媒BBC及The Guardian 對於他們的報道在Google搜尋器(歐洲版)「被消失」感到十分憤怒,直指Google嚴重破壞新聞及資訊自由,裁決帶來的種種問題陸續浮現,且極具爭議性。

在沒討論、沒咨詢及「十萬個為什麼」還未弄清楚前,香港不應盲目跟從。筆者不是完全否定個人私隱權的重要性,但在平衡個人私隱權時,公眾知情權、新聞及資訊自由必須給予更大的比重,因為香港社會的公平公義均由此而生,這些亦是香港人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。

 

參考資料: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仁宏:互聯網的「被遺忘權」

专访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·威尔士:“被遗忘权”是可怕的危险

EU court backs ‘right to be forgotten’ in Google case

Google removing BBC link was ‘not a good judgement’

Google will be happy with media anger over ‘right to be forgotten’

原文刊於《信報論壇》網上版 2014年7月9日

公眾知情被遺忘? (eZone 3.7.2014)

ezone article - right to be forgotten

公眾知情被遺忘?

最近歐洲法院裁決Google敗訴,要求後者刪除或隱藏原告人(一名西班牙國民)在1998年時,因無力償還債務而遭拍賣物業的公告。原告人雖已清還債務,但只要你在Google的搜尋器輸入原告人的名字,該公告仍可在搜尋結果找到。法院的裁決是要求所有的搜尋器再也不會出現那則公告,因為基於個人私隱權利,每個人都有權「被遺忘」。表面上看似合情合理,但內裡隱藏危機無數。
首先,在搜尋器上的搜尋結果,只是一些URL,讓你可連結到相關網站,Google並沒有提供任何內容,它只幫助用戶方便省時搜尋資料。事實上,沒有Google之前,你也可以尋找相關資料,如到政府個別部門網站瀏覽、打電話,或親身查詢等,但當然花費的人力物力龐大。問題是就算在Google上找不到你遭拍賣物業的公告,在拍賣行的網站仍然存在這則公告,那是不是有點「自欺欺人」?

 

如果你是想借錢給這位原告人,你認為你有權知道他過往經歷,就算他已還清債務?

如果原告人是政客或知名人士,就算不獲給予「被遺忘權」,但如何斷定他們是否知名人士?界線怎麼畫?其實只要預先計劃周詳,鋪排妥當,在參選成為政客之前,即在成名之前先「洗底」,那將來選舉時,選民便無法在Google搜尋器找到其之前的「歴史」,那你又覺得如何?

又舉例,破產案在報紙網上版刊登了,原告人是否有權要求刪除,還是要獲報紙批准。如果獲授權刪除了,是否影響公眾知情權? 再說,為什甚要由一個商業機構(Google或其他搜尋器)決定刪除與否?它有甚麼權力及能力去分辨個別人士的身份、事件是否渉及公眾知情權或會否影響言論自由,而決定執行與否?

搜尋器就如圖書館管理員一樣,幫助所有人盡快找到書本,但如果有人要求「刪減」某本圖書,原因如歐洲法院所述「已不相干」,這會否等同資訊審查、過濾?將來有人會用「六四」已無相干來刪減這本「書」,那我們將永遠都不能在搜尋器找到「六四」相關的資料,個人私隱權便變相成為互聯網審查的工具。

筆者不是否定個人私隱權的重要性。歐洲法院的裁決對香港完全沒有約束力,港府亦不可直接引用私隱條例行使這「被遺忘權」;更重要是歐洲法庭沒有明確指引及解答以上種種疑問。香港如果在沒有法律基礎及深入探討咨詢下,就貿貿然建議將整個裁決搬來香港,要求所有搜尋器照跟,那未免過於草率。

筆者重申,在平衡個人私隱權時,公眾知情權、言論自由及資訊自由尤其重要,因為社會的公義公平均由此而生。

原文刊於eZone829 20147月3日